在大昭寺的藏经阁，有一套珍贵的文物——明代丽江版《大藏经》。 平时要看到这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非常不容易，有3个重要僧人保管着藏经阁的钥匙，必须3人都在，才能打开藏经阁。 这套明代丽江版《大藏经》是丽江多元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见证了纳西族与藏族友谊的历史，是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地区文化交流的瑰宝。 明代丽江版《大藏经》 《大藏经》简称《藏经》,指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总集,以经、律、论为主,并包括若干印度、中国等国佛教撰述。有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汉译《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藏文大藏经指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分为两个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一般译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译文;丹珠尔译为论疏部,是佛家弟子对释迦牟尼教义所作的论述及注疏的译文。藏文《大藏经》规模宏大,其中除了佛教的经论(包括义理、仪轨、静修、咒语等)之外,还包括天文、历法、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的论著,对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传入云南纳西族地区的。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土司最初加强同藏传佛教主要教派领袖人物的关系,是在清楚地了解了明朝治藏国策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旨在于借助这些藏族宗教领袖的影响,巩固自己在藏区的统治势力,取得藏区的民心。木氏土司在与各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和高僧的频繁接触中,逐渐地成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其家族中也逐渐地产生了活佛和高僧。藏传佛教对历代木氏土司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全套《大藏经》便是装在这些红漆柜箱里由云南丽江驮来的 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藏族学者也认为丽江版《大藏经》的刊印,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 明代丽江版《大藏经》不仅仅珍藏于大昭寺,而且还流散到了国外。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著文说:“年在锡金王巴涅可丁的私人图书馆里看到有50页藏文草体古旧抄本短经,质量很好,题目为《丽江土司所造存于里塘大寺的佛经甘珠尔目录》,此目录是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于年编制的。这套甘珠尔有函。以前,拉萨大昭寺楼上南面甘珠尔佛殿里存有理塘朱印本甘珠尔函,每函都有绸缎的书包,每两包放在一个木箱里,据说这是丽江土司索南热丹献给大昭寺的开印样本。把丽江土司刻制的甘珠尔印版称为理塘朱印版的原因是:固始汗去世后,他的侄子坎卓洛桑丹迥担任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的总管时,发动了反对当时西藏地区政权的战乱,达赉汗为首的蒙藏军队平息了叛乱后,将丽江的甘珠尔印版迎请到理塘寺,因此,通常称之为理塘朱印版。 纳西土司木增因为有着对藏传佛教的笃诚信仰而主持刊印大藏经《甘珠尔》，然而世事沧桑,这一佛学典籍在历史变幻无常下，流离失散，卷轶残缺。当时丽江府知府木增赠予各大寺的丽江版《大藏经》都有不同程度的遗失和残缺，成为残本。只有大昭寺珍藏的丽江版《大藏经》奇迹的躲过历史浩劫，至今完整无缺的保存着函的孤本。 丽江政府联合大昭寺委托西藏知行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丽江版《大藏经》进行再造复制丽江市政府在年，委托西藏知行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古籍复制项目，高度还原复制这稀世文化魂宝——"丽江版《大藏经》"。并将其迎请回丽江。 丽江政府联合大昭寺委托西藏知行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丽江版《大藏经》进行再造复制，无意是对珍贵古籍延续传承的巨大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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