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是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内的白族乡，九河的民族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和普遍性。因此，研究九河的纳西族和白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九河的历史沿革，发掘九河的主要民族白族与纳西族的来源历史上的交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通婚等几个方面分析当代九河纳西族和白族的民族关系。研究的结论表明，自唐代至明清时期，由于民族迁徙，九河的纳西族与白族交错杂居，两族和睦相处、彼此通婚；长期和平杂居的历史，使得当代九河白族和纳西族文化共享的现象非常突出；从纳西族聚居的中古行政村可看出，民族的分布格局对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
九河乡白族妇女（网图）
一、九河乡概况
九河乡位于滇西北高原中部，金沙江上游，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结合部，属横断山脉皱褶间峡谷盆地。地理坐标为东经99°′——0°′之间，北纬5°95′——7°65′之间，坝区南北纵距.5公里，东西横距8公里。距玉龙县城45公里，东同玉龙县太安乡红麦行政村相连，南与大理州剑川县接壤，西北同玉龙县石头乡、石鼓镇畤邻，北同迪庆州香格里拉县隔江相望。铁甲山、太子山、老美落山、老君山环抱着整个九河乡，坝区南北走向，东西两山坡脚为村庄，坝心为主要产粮区。
九河乡地处西部季风气候区，受金沙江河谷与玉龙雪山干湿气候的影响，全年季节性气候差异明显，干湿季明显，四季分明，通常月到次年4月为干季，5月至0月为雨季，冬季昼夜温差较大，一般在0℃以上，雨量、气温随海拔的变化而异，主要的自然灾害有霜冻、洪涝、冰雹、干旱等，严重影响农产业。据《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里记载：民国年（94年）九河连遭阴雨，气温骤降，水稻不实，荒象严重，民食堪虞；民国6年（年）入秋，秋雨连绵，粮田被淹，秋田花而不实，曾与其它四乡上书：愿将本年度所有收获各项粮食，概归公有，四乡四万老幼所需粮食，请政府计口售粮，否则只有饿死。[]
九河乡的森林资源以老君山为首，以针、阔叶林为主，是滇金丝猴栖居地之一，此外还提供了丰富的药材与菌类，是九河乡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九河坝区有白汉场、杜吾、中和、龙应等地有蓄水库，有效的保障了全乡农业生产用水。矿产资源以煤为首，主要有河源煤矿，曾为九河提供了不少劳动岗位，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但为保护老君山的生态环境于年停产。
九河乡区位——阴影部分（和晓瑜供图）二、九河乡的主要民族及其分布九河全乡幅员面积58.7平方公里，下辖中古、关上、甸头、中和、北高、南高、龙应、九河、河源、金普十个村委会，75个村民小组。境内居住着白族、纳西族、普米族、汉族、傈僳族等民族，截止年全乡总人口人，其中白族人口占6%，纳西族占0%，普米族占4%，汉族占%，其他民族占%。
、九河白族的分布
丽江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他称“民家”，纳西族称为“勒哺”。九河是丽江最大的白族乡。白族在九河乡各行政村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甸头、中和、九河、龙应，年共有白族人，占全乡总人口的55%；年有白族4人，占5．8%。到年有白族人，占了6%，人口数比年翻了一倍。在九河十个行政村中，从南往北，九河、龙应、中和三个行政村全是白族聚居，此外南高寨行政村的易之古村，甸头行政村的甸头、北杜吾，关上行政村的关上、梅瓦村，主体也是白族，但这些村寨与纳西族村寨相邻，通婚很普遍，因此也有纳西族分布。
、九河白族的来源据相关学者研究，丽江的白族与大理的白族同源，主要是从唐代开始逐渐由大理的剑川、鹤庆等地迁入的。[]而在对九河白族的家谱以及碑铭进行研究后也可以看出，九河的白族主要是从邻近的剑川迁入的。
由于史料的缺乏，唐以前今丽江地区有无白族目前并不清楚。但唐以后，有白族先民从聚居区开始往北迁徙。“弄栋蛮，白蛮种也，其部本居于弄栋县鄙地，昔为褒州，有首领为刺史，误杀其嵾军，挈族北走，后散居磨些江侧，故剑、共诸川亦有之。余部落不去。……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破掠吐蕃城邑，……迁于永昌之地”弄栋蛮[]即分布在今姚安、大姚等地的白蛮，唐初误杀唐将而北走，散居在丽江、大理的剑川、鹤庆等地，后来有一部分被迁到保山等地，有一部分则到了丽江。现九河乡龙应行政村的姚姓家族就自称是当时的姚州移民。[4]到了中唐开元年间，南诏并五诏，逐河蛮，贞元年间又破剑川，洱海西岸的河蛮或主动或被迫向北迁至今剑川、鹤庆、丽江、兰坪一带。因此《蛮书》卷六里记载：“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东城至神川已来，半为散地。见管浪加萌，于浪、传、长、磨些、扑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而九河正好是其迁徙路线的重要一站，今天居住在怒江边的白族支系勒墨人举行葬礼时演唱的送魂歌中即唱到其送魂路线有个地点叫“今工今卓”，意思是“九江九河”，即今天的九河地区。[5]可见至少到唐时，今九河地区就已经有了白族先民的分布。
元明清三代，特别是明以后，由于丽江经济的发展和木氏土司所采取的比较开放的政策，又有许多白族因从政、联姻、戍边、经商等原因从鹤庆、剑川等地陆续北迁至丽江。这可从九河白族保存的家谱以及墓志铭中清楚地看出来。
龙应行政村白族姓氏主要有李、史、杨、王、姚、刘等。王家、姚家都没有家谱，王家据说是最早到吉来村居住的，但家族来源信息不祥，姚家自称是姚州移民。史家坡住有李家和史家两大家族，最早来此居住的是李家，原先称为李家坡，自从史家从剑川东岭搬来以后，人丁超过了李家，慢慢地就改称为史家坡。史家40、50年代还与剑川本家有往来。[6]
杨氏家族主要居住在北龙应，该家族还存有家谱：其祖先杨从保，“原籍河南开封府人，生年不祥，于清雍正时应试中进士，委任云南维西知府，携眷赴任，本拟返豫，中途经剑川时，遇同僚及旧友，共议当时朝政，劝其留居剑川。公宦维清廉政，归资亦感拮据，从保在同僚及旧友的帮助下，在剑川城西门建有一小院，定居于剑川。”到了第五代杨时发才到丽江的，“时发中年丧妻，后舌耕于丽江九河清江”。杨家的祖先是河南开封人，任维西知府到丽江，任期满后返回途中到剑川，一方面没有盘缠，另一方面遇到好友，在好友的帮助下定居在剑川，直至第五代杨时发到丽江九河清江村教书，这个家族才在丽江发展。
中和行政村的主要姓氏有彭氏、杨氏、吴氏、和氏、陈氏。
彭氏是中和村的大姓，据彭姓的某位族人讲，彭氏的祖坟很大，是九河最大规模的墓地，后来墓被盗了多次，说明以前家底是殷实的。根据光绪三十二年所树的《诰封振武将军彭老太爷既德配萧太夫人墓志》称，彭氏“原籍住居剑川，年后族旺，先辈又于丽属之九河里中和村新置产业，广厦阡陌，素称殷实，至太高祖仲生公，遂徙居焉……”。而该村的陈氏口传也是从剑川来的，是为彭家做长工的。
杨氏也是中和村的大姓，分为“白杨”和“黑杨”两支。据“白杨”的家谱记载：杨氏原籍系南京应天府大柳树湾，因获罪而“携家属径滇南卜宅子剑川城。……自此人丁日盛，家道日兴安。墓于剑岭之中科山，一在地藏寺之南……缺后支分派别或住居剑城，或迁移九河，源远流长……”，据学者杨文顺估算，杨氏迁移到九河的时间大约在年左右。[7]
九河行政村有十个自然村，全都是白族。其中九河街最早的定居者是蒋氏，据家谱记载，其始祖蒋文溥从剑川金华镇迁来，至今已有九代。现在蒋氏仍与剑川的本家有往来。
清江村的赵氏也来自剑川：“原籍南京应天府大石桥柳树湾，前明洪武初，从黔王入滇，官千户指挥使，后公生子三，长曰德贤，……遂家于滇。嗣后至德贤公之四代孙正蒙公游艺至剑川，见邑中人心淳朴，遂家焉。……民国癸酉年二月三十日，为高祖宗智公之孙在九河清江村居住一支十五代孙赵良弼另录一卷，以清江村居住曾孙赵锡九兄弟等收存……十二世祖妣赵公讳芝芳，……过继于九河清江村赵姓……”。[8]
由上可看出，九河乡的白族主要是唐以后逐渐从剑川、鹤庆等地往北迁移而来的，而这也是与当前今九河白族从南往北人口逐渐减少的分布向对应的。
九河乡的纳西族白族分布（和晓瑜供图）
、九河纳西族的分布纳西族是丽江地区的主体民族，根据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纳西族共有人。00年丽江撤地设市以后，原来的丽江县划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玉龙县的纳西族人口为9人，占了该县人口的57.9%。年，分布在九河乡的纳西族约为75人，从北向至南主要分布在中古行政村、关上行政村、甸头行政村、南高寨行政村、北高寨行政村。
4、九河纳西族的来源
民族学专家和少英认为:纳西族先民是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源于我国西北一带的古羌人，一部则系我国西南民族中“旄牛夷”、“白狼夷”的夷人族系，另一部分则是丽江一带的土著居民，以上述三部分人为主体形成的纳西先民族群，不断吸纳融合汉族以及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逐渐发展壮大而形成了今天的纳西族群体。[9]
从史料来看，至迟到唐朝时期，包括九河在内的丽江（今丽江玉龙县及古城区）已经有了纳西族的分布。樊绰《云南志》卷四载：“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而方国瑜先生考证后认为大婆即今鹤庆坝，小婆城在今永胜，而三探览，应作三赕、探览，其中三赕即丽江。[0]因为《元史·地理志》中记载有：“通安州，治在丽江之东，雪山之下。昔名三睒。仆睒蛮所居，其後麽些蛮叶古乍夺而有之，世隶大理。宪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孙麦良内附。中统四年，以麦良为察罕章管民官。至元九年，其子麦兀袭父职。十四年，改三睒为通安州。”[]通安州从元一直延续到了明代，辖今天的丽江坝、拉市、七河、太安、龙山、九河及今怒江州部分地区。[]其州治，乾隆《丽江府志略·古迹》载：“通安废州，在城东三里”，即大致在今古城东区的小山上。
由上可看出，至少从唐代开始，纳西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迁徙、发展后，其南部已经与以大理为中心的白族交错分布。
至于九河乡纳西族的具体来源史料上则无明确记载，从零星的家谱、口述资料来看，九河的纳西族定居九河的时间不同，其来源广泛，有逃避兵荒马乱迁移的、有游牧到此的、有经商的，总的说来，九河的纳西族是多源合流而成的。
中古行政村的纳西族没有家谱，老人们都说村里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经济也不宽裕，就没有条件好好的修整家谱。至于家族来源，也大都记不清楚了，有的说是因人口繁衍从中古行政村的其他地方搬来现居地的，有少数人则表示曾模糊地听说是从丽江白沙搬来居住的。
中古行政村的雄古一组共有七个姓：马、李、周、和、王、杨、苏。雄古，纳西语称“贼窝”，总共有6户，共有67人。据老人们回忆，马家的祖先是在茶马古道上经商的，常年在外奔波，后来就在这定居下来了。李家和周家，是为了逃避战乱、征兵而从四川过来的，原先是汉族，与当地的纳西族结婚后变成了纳西族。和家，原籍丽江白沙，游牧到这儿看到草儿肥美就搬到这了。王家的情况已经记不清楚，杨家说就是当地的。这几个家族都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搬迁至此的，只有苏家说自己是大理巍山的，是在当知青的时候做上门女婿而留下来的，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时间并不久远。
甸头行政村高安自然村村是纳西族白族混居的村寨，纳西族有两姓：和、杨。其中和姓又是三个不同的家族组成的，其来源也是不同的。按其在高安村定居的先后顺序，最早来到的和氏家族，总共有家，没有家谱，也不清楚自己家族最早是来自那里，人丁不是很旺。第二个和氏家族，是高安村的大家族，总共有4家，家谱上记载：“据长辈口述，相传我高安村和氏家族旧居南京-天峰，后迁居宁浪小河口，又迁居白沙街西，再迁居狮子山背后，最后迁居九河高安村，由于清末民初兵荒马乱，迁居九河之前的前代祖宗世系名讳以无从查考。”第三个和氏家族，又称“奚家”，总共有6家，没有家谱，据说祖先是从高寨到高安上门后发展而来的。
而南北高寨的纳西族，村民主要是奚姓家族。他们说纳西语的腔调与九河其它地方的纳西语有所不一样，有些人说他们是随忽必烈大军南下而在高寨繁衍下来的。
从以上史料及调查资料来看，九河唐代以来就有纳西族分布，可能一方面因为是长期居住在此，人们并没有关于迁徙的记忆，另一方面也表明九河北部的纳西族不像白族那样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并没有修家谱的风气。
九河坝子上的村落（张宏星供图）
5、九河的其它民族
普米族——九河除了白族、纳西族占了多数外，人数较多的就是普米族，年九河乡有7人，占了全乡总人口的4%。普米族是年才经过民族识别以后由国务院正式确认的，自称“拍玫”或“拍米”，丽江的纳西族称之为“博”，白族称之为“西番”。九河的普米族主要居住在属于山区的金普行政村，半耕半畜，主产洋芋、玉米，长期与境内的各民族的交往，除了会本民族语言外，还大部分精通白语、纳西语、汉语三四种语言。普米族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与纳西族一道迁徙而来，并与纳西族形成两大部落势力，后经过“黑白之战”，战败的普米族从九河西山脚被排挤藏匿到了老君山。二是普米族随忽必烈蒙古军进驻九河与南诏开战，蒙古军走后有部分普米族流落在了九河的关上、甸头中间一带，因势力薄弱而受到了九河白族、纳西族的排挤，最终搬到了老君山各处有草甸的地方居住。
汉族——唐代丽江境内就有汉族分布；到了木氏土司，“窥中原文脉，纳百川之精”，从内地招聘了一些汉族工匠、教师、医生等；清代，设汛塘建制，驻防垦荒，在九河设有九河关，汉族绿营兵及其家眷入住；清中后期至民国，一部分川籍汉族因逃荒或经商迁入，雄古的李家和周家，是为了逃避战乱、征兵而从四川过来的。九河乡汉族占总人口的%左右，主要分布在关上村委会和河源村委会。关上的白汉场是当年通往大理、丽江、中甸的交通枢纽，商业比较发达，一些到此经营的汉族商人因此逐渐定居此地。而河源村委会的汉族，则是年开发河源煤矿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有不少人迎娶或招了汉族进门。
关于九河的得名，有人认为九河原为“九和”，“和”古白语意为村落，该词在今白语里还使用，“阿玛和”意即哪里人或哪一村人，据说九河原居住着九个纳西村和九个白族村，因汉字白读，故称“九和”。结合以上分析可看出，九河是滇西白族分布区和纳西族分布区的交汇地带。在九河，白族由南向北发展，而纳西族则由北向南迁徙，两大民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
三、九河白族与纳西族的交往历史、大理国时期白族是九河的主体及支配民族由于史料的阙如，唐宋时期九河地区白族与纳西族互动与交往的历史已经无法完整地展示给后人，但透过零星的史料、考古资料及口碑传说，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到大理国时期，九河是白族贵族的直接统治区域，白族在当地占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九河之战南宋淳佑四年（公元44年），蒙古帝国派其部横渡金沙江，挥师南下攻打大理国。大理国国主段祥兴派遣国相高太祥之弟高禾迎战。高禾率领其部在今九河北高地界安营扎寨，两军在九河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事，双方伤亡惨重。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上卷段祥兴条记载：“理宗甲辰淳佑四年（公元44年），蒙古兵出灵关，伐大理，（段）祥兴遣将高禾迎战，禾败死亡。”[]在这场被称为“九和之战”的战斗中，大理国方高禾等九千将士阵亡，蒙古方亦伤亡惨重，对此南宋亦有所闻，曾“遣使吊祭。”[4]此外49年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曾上《帅广条陈五事奏》，其中说到一支蒙军于44年“行吐蕃界中，初不经四川地分”，而直接攻入大理境内，“破三城,杀三节度”，兵锋“直至大理之九和镇”，李曾伯称蒙军此次自吐蕃攻入大理之路为“九和熟路”。李曾伯采取抚慰笼络蛮夷，分派几路到云南探听蒙古兵情势“边防危急间谍为先……中间仅有淳佑五年，因遣属管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直至谢济自大理回，经涉两年，又得一信，始知敌与大理九和之战，公子和之死，此外俱无闻焉……”。[5]
战后，为纪念和超度高禾等阵亡的九千多将士，大理国在九河建造了一座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称作高禾塔，又名白王塔，塔址在今甸头行政村小阿昌村民小组西南的童子山顶。后在战乱中被毁，至今只遗留和收集到70余块汉字和梵文的断砖残瓦，其中文字可辨认且内容比较重要的主要有：“知为纪念死者，烧砖建塔”，“追为高踰城和高福善及战亡……”、“追为高踰城和及殉国亡……”、“追为战亡高踰城”……、“追为高踰城和高福善……去生一去无疆界……能……心……”等。[6]
以上关于九河之战的资料零星而单薄，但从中也可得出一些不可忽视的信息：其一，九和为大理的一镇；其二，大理国王高泰祥家族曾在此镇守；其三，大理国于此地建有纪念战争的白王塔。
高禾塔（网图）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大理国的疆域范围是“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而在其疆域范围内，大理是段氏国王的直辖领地，在其他地区大理国则设置府、郡，各府、郡内辖不同的部，部是当地的民族集体，大理国保留了其原有的组织形式，以其内部的贵族分子充当统治者。[7]而这一时期的九河地区从史料来看应该属于驻今鹤庆的谋统府管辖，结合以上谈到的高氏家族在此驻守，以及大理国在此设镇，还有元明清时期这里都属高氏白族土官统治来看，九河并非磨些部的辖区，而应该是由鹤庆白族高氏直接统治。
此外，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白王塔北面的高安村，有很多姓段的人家，他们自称是大理国主段氏之后裔，据姓段的某位村民说，当年大理国曾在坝中间兴建白王宫城，（老人见过被焚烧的遗址，后来才建童子山上），姓段的人家是被派到这里来烧砖制瓦做筹备工作的，只是大理国被蒙古所灭，他们只好把瓦卖掉。这个村子现在叫做“高安”，解放以前名为“高瓦”，据说是“格瓦”的谐音，“格瓦”在白族语里是“卖瓦”的意思。这一口碑传说也证明了九河的统治者应该是白族贵族。
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在九河，除残留有白王塔的部分遗迹外，还在中和的塔头山、甸尾坪以及白王塔附近发现了火葬墓群。
这些火葬墓据考都为元时遗物，“均夹沙陶，轮至而成。大着，侈口，鼓腹，上釉，高厘米，上部约三分之一有纹饰，相隔5厘米有两道手制花纹，其上0厘米有两佛像（弥勒佛）依依相对，面朝外，有两条龙盘绕，头朝一方，位于一菩萨旁；罐中部有一道厘米长的经人为穿凿的孔穴，以便于死者的亡灵自由出入；小者形制同前述，底已漏，高8厘米，从底算9—8厘米处两个花边间有图像，即布有十二属相。采集时，罐内除骨灰外未有他物发现。村旁散落了一些碑刻，多为梵文所写，可见其受佛教阿吒力派影响之甚。……另有一块较大定的汉文碑刻，通高5、宽46、厚.5cm，由三部分构成，顶为半圆形，中为长方形，底座为梯形，碑额刻有佛像……当头并书直体四行：“罪恶古狱，福果生天，说无之空轮，入异庐花会”……当头两行均书“佛说般若波罗密七经”，余皆写经文，其意难辨……”[8]
这些出土的火葬墓骨灰罐群，是九河存在“阿吒力”教的实物证据，而“阿吒力”教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国教，盛行于大理地区乌蛮和白蛮中。元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说大理“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南游则永昌、腾冲，北走则鹤庆、丽江，周行数千里，皆莫若此也。”而其后的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么些蛮》中则记载么些蛮“不事神佛”，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元代的火葬墓都是白族的遗迹。虽然在九河并未发现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但考虑到郭松年为元初之人，他所见到的鹤庆、丽江之人皆尚浮屠法应该是从大理国时期就已延续下来，而这也说明了地处大理通往丽江的交通要道之上九河，宋元时期的主体民族都是白族，而白族文化也是当地的主流文化。
综上可看出，大理国时期不管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在九河占支配地位的都是白族。这一时期的纳西族数量并不多，主要受白族贵族的统治。
、元明清时期九河受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木氏土司的统治元宪宗三年（公元5年）十二月，忽必烈率蒙古军经今丽江地区灭大理政权。他在进入纳西族地区后，对当地部落首领先后授予了“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职。至元十一年（公元74年），元政权设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之名始于此。至元二十二年（公元85年）改置丽江军民宣抚司，宣抚司都由丽江坝纳西族首领麦良的子孙承袭。从此结束了纳西族地区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的局面，而九河的白族和纳西族人民也自此隶属于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统治。
元代的丽江路宣抚司领府一、州七，州领一县。其中九河所属的是通安州，“驻今丽江县城，辖今丽江中部一带，地名三赕，纳西族贵族分子麦良领地，麦良降后，导蒙古兵征服大理各地，乃以麦良为察罕章管民官，至其子麦兀袭职，改三赕为通安州”。[9]明洪武十五年（8年）丽江路改为军民府，土知府木氏，府内辖四个州，通安州为其中之一。清朝初年，沿袭保留了明代的丽江土府，“顺治十六年（公元年），裁通安、宝山、兰州、巨津四州、临西一县归府。雍正元年（公元7年），夷民阿知立、何仲苴、和日嘉、阿保他等，赴省申诉吁恳改流。……降土知府为土通判。”[0]乾隆三十五年（公元年）新设丽江县，九和即隶属于丽江县。乾隆五十年（公元年）木氏土司改为正六品土官，其最后一代土官木琼于民国十八年（公元99年）袭职。虽然逐渐被降职，但木氏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据《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记载，其辖地“东至隔江浪渠野番界一百六十里，南至鹤庆州界八十里，西至隔江栗粟野番界三百里，北至阿喜江八十里。”包括九河地区的各族人民从元代开始就一直处于其统治之下。
改土归流前，木氏土司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庄园，其中领主庄园4处，九河是其中之一。这些庄奴和农民备受木氏土司压迫，要承担大量的苛捐杂税。此外据说木氏土司在老君山开办过金银厂矿，并打算在老君山九十九龙潭修建金銮宝殿。因此在木氏统治时期，有相当部分的纳西族因开办金银厂矿、去金沙江淘金而在九河发展繁衍起来。
白族土司高氏的统治由上可看出，从元代到清时期，今丽江地区都属于木氏的统治范围，但因为在这一广大地区内还生活着包括白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并且这些民族中的上层具有极强的势力和影响力，因此明代时还在这些地区设置了一些小的土官，其中有大量白族居住的通安州就设了白族土同知。
土官高清，鹤庆府土居僰人，前元本府义军万户。明洪武十五年投附，征进有功，十六年总兵官札拟本州同知，当年赴京朝觐，十七年二月实授。……嘉靖十三年，男高鹏承袭。其后，沿至高元袭。元死，高岑以土舍护印，听袭。[]
从上可看出，从洪武十六年（公元8年）到天启七年（公元67年），高氏任通安州土同知44年，依次承袭了高清、高才、高生、高长、高禄、高寿、高鹏、高元、高岑九代。
就这样，在包括九河在内的白族和纳西族分布区，纳西族土司和白族土司结合起来共同对当地各民族进行统治。
改土归流后，废除了土司的统治，由中央派来的流管来管理，解散庄农，实质上是使丽江的封建领主改变为封建地主，在九河设立了九河馆发展教育，商贸活动也随之加强，在流官的统治下纳西族与白族相对平等的交往。
九河白族与纳西族的杂居与融合由于白族与纳西族同属氐羌系统的民族，并且相邻而居，因此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点，文化上的隔阂并不大；再加上元代以后，白族和纳西族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文化差距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时期，从上层贵族到普通百姓，白族和纳西族通婚进而融合都是比较普遍的。
从上层来看，丽江的纳西族土司和白族土司之间，世世代代都有绵延不断的姻亲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他们之间在对外战争、压迫百姓以及争权夺利时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结成了盘根错节的政治联盟。据学者杨文顺统计，木钟有女儿或孙女58个，其中嫁到鹤庆土知府家4个，邓川土知府家个，姚安土同知家5个，通安州土千户家6个，通安州同知、副同知家7个。同时有的土司的妻子有来自这些白族家庭。[]
在九河，家谱和口碑传说也提供了大量白族和纳西族杂居通婚从而民族融合的例子。
中和行政村的白族大姓杨氏分为“白杨”和“黑杨”两支。“黑杨”原来是纳西族，纳西族崇善黑色，其“纳”就是“黑”的意思，所以当地人把该杨氏称之为“黑杨”。据说以前用的是“阳”字，而不是“杨”。历代口传该杨氏为纳西族，从丽江的其它地方迁到九河的甸头行政村，后因人口的增加，其中一支迁到今中和行政村，现仍有本家在甸头行政村，但甸头的杨氏本家为纳西族。[]据此推断，甸头行政村里的纳西族就只有分布在灵芝园村和高安村，而高安村的杨氏人丁就不是很旺，灵芝园村的杨氏是大姓，因此“黑杨”应该就是从灵芝园村迁出的，迁到中和以后因为和白族杂居和通婚而被融合成白族。
此外中和村的和氏家谱里记载：元始祖和五成为谋生从丽江白沙束河搬至中和村半山居住，至今有八代，十多户。先祖和五成为皮匠，当时整个九河坝只有和家会做皮匠活计，手艺世代相传，后世子孙中也有改行做木匠的。和家最初为纳西族，后来大概因为周边都是白族，就被融合了，但其直至解放前都保留有纳西族最传统的祭天习俗，这是除了姓氏以外，其从纳西族转变为白族的又一佐证。[4]
九河街的张氏迁到当地有60多年，据说他们原为纳西族，“居住在大研镇先锋街，后来张宝路的爷爷、奶奶带其妈妈到九河街做生意，妈妈招了一个白族做上门女婿，因此从儿子张宝路开始改为白族，至今已有4代家人。”[5]
从以上九河纳西族和白族杂居、通婚进而融合的例子我们可看出，纳西族融入白族的情况比较多，这应该和九河白族人口较多有紧密的关系。
通过唐宋以来白族和纳西族关系的检视可看出，历史上九河地区曾分别受到白族和纳西族贵族的统治，但由于两个民族文化差异不同且长期杂居，因此民族之间和睦相处，通婚融合，并无明显的民族矛盾和隔阂。
九河乡最大的村落——龙应（张宏星供图）
四、当代九河纳西族白族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代九河纳西族白族的政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各民族在参与国家、地方、民族事务管理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同时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95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紧接着政务院又于95年8月日颁布了《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年，《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也有专门的规定。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指导下，云南省政府从年开始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了有步骤、有计划的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
年9月国务院作出了撤销河口、屏边、丽江、沧源四个县和设立河口瑶族、屏边苗族、丽江纳西族和沧源佧佤族四个自治县的决定。96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正式成立。而九河则成为了纳西族自治县下的一个普通乡镇。
96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后，下辖七个分会，九河分会辖九河等，9月丽江县设立了6个区，第七区设在九河，辖关上、甸头、高安、太平、彼古、中河、龙应、清西、回龙、河源、螳螂等个行政村，金普、中古行政村则属于第四区的辖区。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九河公社设在杜吾，下辖九河、龙应、河源、南高寨、北高寨、中河、甸头、关上、中古9个管理区，除了金普行政村外，九河乡现在的版图初步形成。96年九河又属第七区，年复设九河公社，年改区。00年4月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撤销，分设为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是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传承和延续，而九河因袭成为了玉龙县的一个辖区。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成立，为丽江的主体民族纳西族参与政治生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提供了保证，而九河县的纳西族也因此有了参与政治的渠道。但对于本乡占多数的白族来说，因为相对于全县人口来说数量太少，因此他们实际上无法完全享受和行使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
民族关系遭到破坏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特别是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民族工作方面全国形成这样一种风潮：片面强调“民族融合”，强调各民族的共性越来越多，差别越来越小，在实际工作中否认并取消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6]在这样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许多民族自治地方被取消，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民族关系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九河，年至年，县政府派了大量的工作队进村，由工作队来安排公社、大队的工作，工作队完全忽视群众和农村干部的反映，在所谓五股风即一平二调风、打击报复风、虚报浮夸风、奉上压下风、瞎指挥风的压力下，造成当时大幅度的粮食减产，集体食堂缺粮，暴发水肿病，死亡三百多人。政策的失误使得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也使九河人民心有余悸。与此同时，批斗“封建迷信”，九河白族、纳西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被洗刷，民族服饰被列入“四旧”，剪长衫后摆、去头箍，推广“解放帽”，穿汉装。一些老人被视为“牛鬼神神”而游街。如今，许多经历过当时情景的老人的回忆基本都是相同的：经常开批斗会、枪毙会，斗争很激烈。恶霸是被枪毙，地主被杀的还是有一些。富农就是批斗，杀的很少，大都受不了批斗而自缢。六十年代吃的没有，发生水肿病，死的人多，有好多逃到江边去讨生活。
可见，从年到年间，在九河，纳西族和白族群众都无法正常参与政治活动，其基本的权力也都被剥夺了。
九河白族乡建立年《宪法》中国家就已经规定在较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设立民族乡，但受到上述极左思潮的影响，、年的宪法都取消了关于民族乡的规定。直到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的民族工作才走上正轨。年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98年新宪法恢复了年宪法关于民族乡政策的规定。98年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恢复、建立民族乡。
年九河白族乡建立。根据相关的云南省民族乡工作条例的规定，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因此自成立至今，九河白族乡的乡长均由白族担任，每届任期是三年。（见下表）。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对于聚居在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有少数民族居住的乡、民族乡、镇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可按照选举法第8条规定的比例选举出席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其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0%以上的，他们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如果其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5%的，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如果其人口特别少，也至少应有一名代表出席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其人口数占总人口数5%以上，不足0%的，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0%。[7]在九河，从乡人大的构成来看，基本上实现了白族、纳西族、普米族、汉族在政治上的平等。0年，九河白族乡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名代表中，白族57名，占总数的46.%；纳西族共55名，占总数的44.7%；普米族8名，占总数的6.5%；汉族名，占总数的.5%。
九河白族乡乡政府目前共有8个工作人员，工勤人员个，除了乡长是白族以外，他们也由多民族构成，其中纳西族有8人，白族8人，汉族人，普米族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除了上世纪60、70年代受左倾思潮干扰，九河的民族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外，通过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后改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以及九河白族自治乡的建立，九河的纳西族和白族人民都拥有了参与本地区政治生活的渠道，基本上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
九河乡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张宏星供图）
、当代九河纳西族白族的经济关系当代九河纳西族白族的经济状况
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精神以及文化等方面，而其中经济关系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发展史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民族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对其政治关系、文化关系都会产生影响。在此，通过对九河白族、纳西族经济状况、尤其是收入状况的对比，我们可看出当代白族和纳西族在经济上是否处于平等的地位
九河白族乡地形呈南北延伸，北窄南宽。全乡地型呈山区、半山区、坝区三类分布。其中金普、河源为山区村委会，粮食作物以马铃薯、白芸豆、玉米为主；纳西族聚居的关上、中古为半山区村委会，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兼种白芸豆、水稻等作物，是主要的烤烟种植区；以白族为主的其余坝区六个村民委员会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兼有小麦等作物，坝区水资源丰富，是玉龙县的主要鱼米产区。
受地形的影响，九河各村寨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从下面两个表格（表4、表5）的数据可看出，一直以来纳西族聚居的行政村如中古、关上，由于地处半山区，其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都稍微落后于其它白族聚居以及白族纳西族杂居的行政村。但这却也不能得出纳西族经济落后于白族的结论，因为从数据中也可看出，纳西族人口较多的北高和南高寨收入水平在九河也处于中上。所以总的来说，九河白族和纳西族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大。
另外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人们认为富裕的村寨也是既有白族又由纳西族村寨。一般人们都认为中和村比其它地方富裕：一是其村民都是后来迁入的，思想观念就比较好，经营观念的存在；二是自然条件来看，灌溉条件最好，中和村后面有一股水，龙应、小阿昌、高安也用到这水。有的村民则认为龙应经济条件好，因为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此外有目共睹的是甸头的小阿昌村近年来发展比较快。这是因为村子里的名人比较多，出了原丽江市人大主任杨国清，参与建造了丽江万古楼的木匠名师赵八雄等，都为纳西族，因为他们的人脉资源，与其他村子相比，小阿昌在政策、投资等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实惠，近年来村里重建了高禾塔，修建了玉龙县最大的室内体育馆，成为丽江市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此外村子文化活动丰富，春节时会组织大型的篮球赛、打跳比赛，邀请附近的白族与纳西族前来参加，而这时本村的村民又都会来卖凉粉、炸洋芋、腌制的水果、玩具等，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中和和龙应都是白族村寨，小阿昌村是纳西族村寨，从生存的环境来看小阿昌村的基础设施会比其它村寨好，但从各个方面综合来看，纳西族与白族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大。
市场是纳西族和白族人民交往的重要场所由于九河的白族和纳西族人民主要从事种植业，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村民的交往范围并不广。而市场就成为了将白族和纳西族人民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媒介。
九河处于剑川入丽江、藏区的必经之道，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九河呈南北带状分布，如果市场少的话人们平时出行很费周折，因此九河的集市很多。据《丽江府志略》里载，清末丽江商贸集市共有7个，目前乡内则共有5个市场，即：高寨集贸市场，每周六为街子天；九河集贸市场，每周三为街子天；河源集贸市场，每周四为街子天；甸头集贸市场，每周二为街子天。乡政府所在地白汉场则日日为市。
九河街是历史悠久，从清代一直沿用到今。这条街据说是清时期一个叫赵白彩的将军，自己出钱铺了一条石心路，凡是想做生意的，在道路两旁盖房子即可。现在约定俗成的每逢周五都会在这进行一些农贸交易，交易品有牲禽、农作物、百货等等。
九河民居（张宏星供图）乡政府所在地白汉场号称是九河最繁华的地段，上世纪这里每年要举行两次骡马交易会，做骡马牲口买卖，分别在三月、七月。而交易的牲口少数是本地人买了自己养，大部分是由来自丽江、剑川的牲畜交易者购买后转销他处。现在的白汉场市场规模不大，主要是卖蔬菜瓜果的商店和摊位，以满足当地人们的需求。
此外茶马古道经过了九河的中和，在此形成了一个古驿小镇。小镇是丽江古城的翻版，有“四方街”之称。中和这个市场是在茶马古道鼎盛时期形成的乡村集市，每逢属鼠、马的生肖日是街，又称“子午街”，过去主要贸易马帮用具、铁器、皮货、药材等，现在主要是附近的居民进行蔬菜买卖。
现在最繁荣的集贸街市是高寨街，位于南高寨、北高寨交界地方，每周六赶街。高寨街得以繁荣是有原因的：一是它位于4国道边上，交通便利；二是旁边就是九河中学，带动了餐饮业的发展；三是信用社、供电所营业厅、农科站、兽医站，粮库、天保所、林业工作站、供销社等机构的早期的存在。
在高寨街，沿着公路开的商铺中，白族店主占了多数。（见下表）此外市场内卖蔬菜、卖鱼的也主要是从剑川过来的白族菜农。也有一些九河本地的村民卖自家种的蔬菜，包括白族、纳西族。其中纳西族卖瓜子、核桃、大米等比较多，他们大都认为白族人比较“精，挑最好的价格给的最低”。在街上，白族除了开店，还摆摊卖凉粉、豆腐，其中从有“凉粉豆腐街”之称的九河街出来的白族卖的这些食品，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市场里卖洋芋的是金普行政村等山区里的纳西族或者是普米族，卖杂货的是来自各地的汉族，卖服装的既有白族也有纳西族，但是白族占了多数。在市场里，白族占了多数，还有纳西族、普米族、汉族，但是彼此之间的交易并没有因语言使用的不同而受到影响。
就这样，通过市场，以白族、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但从高寨街也可看出九河的商业的活动主要由白族经营，所以在九河有句话说“有白族在的地方，纳西族都没有饭吃”，虽然这句话夸大了事实，但也说明了在九河，白族比纳西族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方面地位并不对等。
五、当代九河纳西族与白族的文化关系、语言的使用及相互影响研究族群问题的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族群）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8]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的工具，各个民族之间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存在着语言的差别，也影响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因此语言使用情况是分析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
白语是白族的民族共同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是公认的，但是属于何种语支是不统一的，主要有泰语支说、汉语方言说、混合语说、民家语组说、藏缅语族说、彝语支说等，民族史学和语言学的主流意见是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说。传统上将白语分为大理（南部）、剑川（中部）、怒江（北部）三大方言区。剑川方言内部又分为剑川、鹤庆两种土语，九河乡的十个行政村，其中中和、龙应、九河三个行政村都是白族聚居村寨，从这三个行政村各个白族姓氏来源考证是从剑川、鹤庆迁入的，他们的白语属于剑川土语。
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面语族彝语支，又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区，西部方言又分为丽江坝（县城周围农村）、大研镇（丽江县城）、宝山（丽江县北部）三大土语。九河乡的纳西族语属于西部方言里的丽江坝土语，中古行政村、甸头、高寨的纳西族在语音和词汇上有一些差异，但不影响相互的交往。
九河坝远眺（张宏星供图）
纯粹的纳西族或者白族村寨在九河，如果是纯粹的纳西族村寨，当其它民族成员进入本村时，周围只能听到纳西语，反之，纯粹的白族村寨就只能听到白语。因此在这些村寨里，外来的媳妇或女婿必须能够使用该族语言或者接受其文化同化。以位于白汉场以北的中古行政村为例，00年全村总共有66户，总人口人，共有八个村民小组，以纳西族为主。村子顺着山沟依4国道而居，坡地较多，水源紧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纳西族平时与白族等其它民族的交往很少，因此在调查过程中问及的村民都说和白族交往很少，不会讲白族话，事实上整个行政村里也总共才有0个左右的白族，都是通过婚姻的缔结加入的，而这些白族的成员加入到这个群体时，语言、服饰、习俗等都被同化，接受了当地纳西族的文化。她们平时只讲纳西话，等回娘家或者在用得到白语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白语。
纳西族白族混居的村寨在纳西族、白族混居的村寨里，语言的影响程度比较大，大部分都会双语。甸头行政村的高安村就是典型的纳西白族混居的村寨，00年总共有6户，纳西族共有88户，白族有8户，许多家庭都存在白族和纳西族通婚的情况。如果是白族成员嫁入或者上门到纳西族家庭里，语言的使用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就是迁就这位新的白族成员，家里人都只讲白语，在外讲纳西语；其二是白族新成员刚加入纳西族家庭时讲白语，白族成员慢慢地就融入到了纳西家庭之后，平时大人之间，大人与儿女之间有时讲白族语有时又讲纳西语，有客人来访就看客人的情况而使用语言。纳西族嫁入白族家庭，也亦然。
（和**，56岁，在城里工作）：我父亲是纳西族，我母亲是白族，小时候家里只讲白族话，出去又讲纳西话，现在纳西话、白族话、汉话都精通，主要是分场合来讲。记得最清楚的是，小时候去外婆家，只要讲纳西话，外婆就会骂：“哪儿学来的纳西话，我听不懂，不要跟我讲纳西话”。
有一种特殊情况，家里有长者，长者讲什么语一般都会随他，一个家庭里就出现用两种语言的情况，然而等到老者逝世，就只会讲本村寨普遍使用的语言。
（段**，4岁，打工）：我家是白族，我也当然是白族了，我们家以前在家里讲两种语言，我奶奶在世时家里一般跟她讲白族话，但我妈妈是纳西族，跟妈妈又讲纳西话。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家里就只讲纳西话了。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时，大都讲纳西话，只是遇到白族的，刚开始会用白族话来调侃对方几句，接着又讲纳西话了。
公共场合，见白说白，见纳说纳，见汉说汉对于会讲纳西语、白语的人来说，也就是纳西族白族混居村寨或者是纳西族白族村寨交接区域，在公共场合“见白说白，见纳说纳”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中古行政村、九河行政村、龙应行政村等纯粹的纳西族或者白族行政村里，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见白说白，见纳说纳”。
至于“见汉说汉”，汉语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成为了“通用语言”，或者说“公共语言”，广播电视的普及及其影响，民众基本上都能说一部分的汉语，最经常用到汉语是在街市上纳西族、白族讨价还价。汉语对于老一辈来说，虽然听得懂，但是说出来还是比较困难。
社会的发展更要求干部使用汉语，对于乡政府里的工作人员，一般包括了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在讲汉语方言；对于行政村里的干部，纳西族白族混居的行政村，干部都有纳西族白族，纳西语、白语、汉语三种语言都会使用，而在处理民众的纠纷时就看具体情况，会使用其语言就使用其语言，不会使用他们的语言就使用汉语；到了自然村，纯粹的纳西族或者白族村寨里，无论开会或是通知事情，一般都只会使用本村寨的语言，至于水平较高的村干部有些时候还是会讲汉语，前提是已经写好发言稿，比如春节晚会时。
学校教育中的语言应用情况九河处于素有“文献名邦”的剑川边缘，历史上受其影响，民间教育极为普遍，有不少剑川名人到九河的私塾里教书，九河北龙应的杨氏家谱里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因教书而在九河繁衍起来的，中和村的杨汉清家，世代开馆授学，被木氏土司尊称为“孝廉方正”、“忠义之师”。此外九河境内还建有“文昌阁”、“魁星楼”，这些都表明了九河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在新中国成立前，能够入学读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因此学校教育对九河各民族语言的使用不能产生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九河各个村都办了小学，初中就必须到石鼓的丽江四中就读。因交通条件有限，当时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结伴走路上学。同坐一个教室，同路上学，纳西族与白族的交往开始普遍。现在的不少上了五十岁的人男性见了面都以“老同学”来称呼对方，学缘关系胜过了族缘。
到了七十年代，中和、高寨创办了初中班，教学质量不是很明显而停办，后来在九河白汉场、甸头、龙应设立了中学。到了年，实行三校合一，在高寨新建了初中部，名为“九河中学”，实行寄宿制，九河境内的各民族学生都聚集在了一起。这样纳西族、白族学生在平时的学习活动中有充分的交往外，饮食起居方面的交往也更广泛。
在学校教育中，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开展双语教学，即以本族语言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学习汉语文，一般是学前班、一年级。其它的小学、初中都在使用汉语教学。在纳西族或者白族地方，小学里学生交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纳西族、白族混居的地方，可能纳西语、白族语、汉语同时使用；到了初中，所有的纳西族、白族学生都聚集在了九河中学，教师当中也是由纳西族、白族组成的，学生与教师之间基本上使用汉语，学生之间交往，纳西族遇到纳西族讲纳西族语，白族遇到白族讲白语，纳西族遇到白族讲汉语。
由上可看出，九河纳西族、白族交往过程中，在纯粹的纳西族、白族村寨里，从语言的使用上可以轻松地区分出其民族身份，民族语言可谓民族的象征；而在纳西族、白族混居的村寨里则不容易从语言上区分对方，但由于所处的环境以及国家规定的民族身份的存在，“我是纳西族”或者是“我是白族”的自我认同是非常明显的。而在公共场合，汉语则是九河最普遍的交往语言。
、九河纳西族白族的多元宗教信仰就宗教信仰而言,九河纳西族和白族在长期的杂居过程中，彼此吸收、兼容、渗透,形成了融白族自然崇拜、本主崇拜、道教、佛教、纳西东巴教为一体的多元的宗教信仰，各种宗教活动一般就在本主庙里进行，多元宗教文化的汇聚，形成了九河民众多种信仰的格局。
白族的宗教信仰白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融合的宗教信仰，白族既广泛地信仰佛教，同时也信仰道教，并将佛教、道教与本土的巫教相融合，形成了独有的本主信仰。
佛教大约是在初唐传入云南的，佛教有三大分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藏传佛教,传入大理地区以后，主要是密宗。密教俗称“阿吒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后期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它传入大理地区以后,很快就找到了适宜于它的水土气候,站稳了脚跟,并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元代以前这一地区的主要佛教派别,甚至在南诏、大理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奉为国教。佛教传入大理白族地区后,对当地的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在南诏时期和大理国时期的以寺院为学校、僧侣为教师的文化教育形式。
大理白族不仅普遍地信仰佛教，而且也信仰道教。道教是中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宗教，道教从东汉晚期传入大理地区，曾是南诏前期的主要宗教信仰，佛教在南诏盛行后，道教在白族地区处于劣势，道教的原有地位逐渐丧失。
白族既信仰佛教又信仰道教，而且它还信仰本主。本主信仰是白族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形式，在白族原始巫教的基础上，对佛教、道教、儒教的一种融合。本主是“本境之主”的简称，是白族村寨祀奉的神袛的总称，一般是一个村子供奉着一个本主，各地崇拜的本主各不一样，大致分为自然神本主、除暴护民的英雄本主、对发展生产有过贡献的本主、名人本主、民俗本主等。
九河白族的宗教活动（网图）
纳西族的宗教信仰纳西族一般信仰东巴教、喇嘛教、佛教、道教以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具有多神信仰的性质，这与木氏土司对各种宗教文化实行兼收并蓄政策离不开的，但是纳西族普遍信奉的还是本民族特有的一种原始多神教——东巴教。
藏传佛教是在元末由西藏经西川传入纳西族地区的，有传入的必然性，唐以来与吐蕃接触频繁，到明代木氏土司的统治势力向北扩张，且丽江处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地理位置，藏传佛教也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丽江。丽江纳西族各个寺庙喇嘛都奉噶举派的“噶玛巴”为祖师，都有自己的田产，各寺土地多少不等，寺庙的收入主要是地租收入。
汉传佛教大约在唐宋时期，通过南诏、大理国传入丽江，明代纳西族土司特别是木增大理赞助佛教，广泛地与和尚交往。木氏土司在明朝时期盖了大量的汉传佛教寺庙群，主要有福国寺、玻璃殿、大定阁等。到了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增建了六十多个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
道教大约是在明代传入丽江的，道观里无职业性教徒，教徒都是有家室的从事生产者。木氏在束河、七河各地建有神庙，规模大且分布也广，束河大觉宫里的壁画大部分是以道教为题材的。到了清代又增加了不少道观，文昌宫和村寨庙堂与日俱增。
东巴教是在原始巫教的基础上，吸收了藏族的钵教、藏传佛教等一些内容，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而成的纳西族自己固有的一种多神教。纳西语称祭司为“东巴”，因此称为东巴教，它没有系统的教义，没有寺庙，没有统一的组织，东巴多为农民，不脱离生产。东巴圣地是在中甸的白地，有“不到白地，不算大东巴”之说。东巴是男子，传承是家庭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侄。东巴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东巴教的影响。
九河纳西族白族彼此渗透和影响的宗教信仰在九河，除了最北部的纳西族聚居的中古行政村由于与白族交往不过而在宗教信仰方面保留了自己的特点外，其他的村子白族和纳西族之间都彼此影响，因此了多元的宗教信仰。
在中古，纳西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即山神崇拜、祖先崇拜。他们认为山神是主管山林野兽命运的山林之神，每家的家族坟地里都有个山神；同时每家都有个祖先排位，牌位上写着家里长者以前的三代祖先的名字，过年过节时需要祭祀。
而在从关上往南的纳西族白族村寨里人们的信仰已经基本融合了。
首先，这些村寨也都有山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山神崇拜与中古纳西族的基本相同，每个家族的坟地里都有个山神牌，祭祖之前都要先祭这个山神，此外白族的寺庙边上也有个山神。祖先崇拜却不一样。每家正房楼上中间有设台供奉祖先牌位，墙上贴的是“天地君亲师牌位”，节日里要烧香，这来源于全真教的“君”、“亲”、“师”三位一体的伦理观念，这是受道教影响的结果。
其次，纳西族和白族都信仰本主。从关上往南的纳西族白族村寨里，每村有一寺庙，庙里的主神是高禾，庙的墙壁上有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建这个本主庙的用意：纪念公元44年为了抵抗蒙古军而战死的大理国将军——高禾。一般情况下都不称高禾，而是说“白王”，为纪念高禾而建的塔也称“高禾塔”或者是“白王塔”，这是因为为适应封建社会的特点，本主信仰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阶级性，多数本主被冠以“帝”、“王”、“太子”等封建封号，发展为偶像崇拜。
九河田园（张宏星供图）
白王是九河从关上以南片区的纳西族白族村寨的保护神，是英雄本主。无论男女老少大年初一要先到庙里祷告（当地称之为“出行”），为一年的运程祈福；新婚夫妇结婚的第二天全家人就要去庙里求平安；孩子出生以后要去祷告取名；有些家里有病有灾的初一、十五要来烧香拜佛、打扫庙宇；人死后还要到庙里禀告并祈求本主照顾死者等等。
九河境内最热闹的本主庙是位于北高寨内的“北方天王庙”，据说高禾曾在里面驻扎过，它的庙会是每年正月初十一到十五日，香火鼎盛，整个九河乡的斋公斋婆都到此进香为荣，邻县的剑川、兰坪、鹤庆等地的白族都会前来进香。
再次，这些村寨的纳西族和白族普遍信奉“桑尼”。“桑尼”是对纳西族巫师的民间称谓，在九河巫师一般是白族，也称之为“桑尼”。九河的一些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等都十分相信白族“桑尼”的占卜术，有男师、女师，每遇婚丧嫁娶和不生育，有病灾等，常常请白族“桑尼”占卜或举行驱邪祛禳灾等活动。
“桑尼”一般是生过大病之后才有此功能的，都说有“天给的命”，甸头行政村甸头自然村有个瞎眼桑尼，是白族，村民认为他“很灵”，有些人遇到灾难就会花重金请他到自家坟地里看风水。下面是某村民家请白族“桑尼”来做法的一个例子：
年，甸头村委会的某户白族村民家的烟囱大半夜的起火，就请了白族的“桑尼”来做法事，晚上烧了两盆红旺旺的碳火，周围的纳西族邻居也来了，“桑尼”在屋内说着什么，还一边使劲的喝冷水，大冬天的喝了两小桶的冷水，她说到什么的时候全部的人都在磕头，差不多的时候，她就倒在地上，胡乱的说些什么，旁边的翻译告诉说她现在在玉皇大帝那说这些事情，差不多过了十多分钟，她跑出来嘴里说着一些话，朝火盆里抓了几把炭火丢了出去，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手一点都没有烫伤，喝了那么多的冷水也不用排泄。之后告诉主人家说，她已经跟玉帝说了这件事了，就可以放心了。
九河民众不止仅信九河本地的桑尼，也信在北方天王庙会上外县来的的巫师，下面是一位纳西族妇女的经历：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带我姑娘去天王庙会上烧香了，主要是我公公不在了，由此引发了兄妹之间的不和，还有今年是我姑娘的本命年，我想给她求个平安。我们去得早，可是人已经很多。等我们烧完香，再邻居的建议下，找了一个剑川老太婆的桑尼给我算。先点了一把香，那桑尼拿着香在我头上转着唱着，差不多唱了十分钟，那桑尼跟我说，过去的一年里有太多的不顺心的事情了，家庭里可能有人不在了，还常有口角发生，不过那些都过去了，今年会带来好运的，要放宽心态。还念了一大堆祝福的话语给我。我觉得她说得很准，虽然收了一百多块，但是给了我一个平和的心态。
最后，一部分纳西族也信奉白族的阿吒力教。现在九河乡仍然普遍存在着阿吒力教组织。其中中和的“阿叱力”教会就达四个，每会约百人，最少则有五十至六十人，分为道经会、黄经会、宗三教等，每会教仪各不相同，信众主要是白族，也有纳西族。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其中以老妈妈为主，也有少数的老公公，俗称“老妈妈会”。每个教会都有自己唱论经文的腔调、经文等，初一、十五都在家烧香拜佛、吃斋，更有定期的庙会，庙会几乎都在本主庙里进行。
除了以上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彼此融合互渗外，九河的纳西族白族在节庆、服饰、居住、饮食方面也彼此影响，民族界限日益模糊。例如在服装上，如今九河纳西族白族男性女性的服饰都已经汉化，节日里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们穿着纳西族或白族的服饰。而就算是传统的服饰，纳西族与白族服装的相互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白族妇女服饰就吸收了纳西妇女以双带束于胸前的羊皮披肩服饰习俗；已婚妇女所戴的璀帽，还能寻到纳西族大妈“姑子”帽的痕迹，但璀帽上十几床叠彩头巾及象征吉祥如意的花朵蝴蝶，恰是白族爱艳丽爱刺绣的风格。从围腰来看,九河白族围腰长而宽，大理白族围腰短而窄。长短不齐的三条褶线显然是从纳西族围腰十三褶简化而来的。而勒在腰间的带子和飘带与大理相似,要绣上各种花纹图案,只是大理的飘带佩在腰后,九河的佩在腰前。又如在节庆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众过的节日大致相同，虽然过节的方式方法是有些是不一样的，但还是相互渗透着的。九河白族的火把节比纳西族村寨更隆重，除了传统的树火把，然松香，还要放“高升”（又称孔明灯），即用绵纸裱糊，做成七星串，这个孔明灯从一白族个村寨里升起，人们都会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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