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茂华摄
以砚池命名的城——丽江古城寻踪（三）
和钟华著芝虑古——四方街大研镇的中心是四方街，纳西话叫“芝虑古”，“芝”是街，“虑古”是中心、中央，“芝虑古”即街中心或街中央。它形象地说明了四方街在古城所占的地位：即大研镇的中心是四方街，它是古城的核心和窗口。以四方街为中心，有五条（今已变为六条）主要街道把它与古城的所有大小街巷相连，中河与西河从它旁边穿插而过，形成头枕西河，左抚中河之势。
四方街占地约六亩，由周围拥挤的铺面围成一个方形街面，因而汉话称为四方街。街面青一色的五花石地面，与相通连的街巷融为一体。由西河分出的一小股清流，环街面而行，保持了整座古城溪流绕屋宇、道路伴水行的风貌。
四方街历史悠久，何时形成，尚无确切考证，有的认为是元初，先是露天市场，后逐步发展而形成今天的景观。乾隆《丽江府志略》载云：“府城市（指四方街），在城府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合市所陈，稻梁、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蔬，无他滛巧也。日用常物，问市亦稀，惟荞糕麦酒，入市者必醉饱乃归。”可见当时已经相当繁荣，而市场上买卖的东西主要是土布及粮食、菜蔬、酒、薪柴之类，土布系从外地运进来。到中甸贸易的商人，也在这里雇脚夫转运，说明当时的经济交往已突破县界，形成了一个中心。
记得小时，四方街就有明确的街区，且以所交换的产品而命名，大概有这些区域：街头西河上南边那座石拱桥，称为“阿古起笮”，“笮”为“桥”，全意为卖鸭蛋桥；北边那座桥称“茨此起笮”，意为卖鸡豆（一种丽江特产的豆类）桥；街中间依次为“沙瓦起慈”，意为束河人买卖的地方，因束河（今龙泉）人擅长皮革，这段街区全为卖牛皮鞋、钉鞋钉、卖麻线者；“搬吉街”，意为卖麻布的街区；“拖布起慈”，即卖土布的地方；“诗起慈”，卖肉的地方；“伙佩起慈”，卖菜的地方；北边一条小巷是“埃起慈”，是卖鸡巷（现在的新大街与四方街相连接的新街道）。这些都是露天市场，人们用专门的木架子铺以木板摆成小摊。这些摊位是固定的，在街的正中部位排列成整齐的方阵，摊位上大都撑着一把硕大的油纸伞，用以蔽日或遮雨。摊子上卖的有布疋、衣服或日用百货，卖主都是住在镇上的人。摊子区外，则多是用篮子或簸箕、撮箕等盛物，进行买卖，卖主多为四乡农民，也有少数镇上人。资金较雄厚或本钱较大的商家，则是在露天街面周围的铺子里经营疋条（由印度及内地进来的洋布）、茶叶或百货生意。经营者主要是本地人，也有少数大理人。在四方街做买卖的，妇女居于多数，所以四方街又被外地人戏称为“女人街”。清末民初的纳西族诗人杨菊生在他的《丽江杂咏十五首》中，曾有这样的描绘：“玉水环三面，瓦房屯一窝。四方街买卖，大半妇人多。”
四方街是天天街，“日中为市”，日夕而散，来赶街者，除县城及城郊的纳西、白、汉等族人外，还有县内金沙江边一带及山区的农民，包括普米、傈僳等族农民。此外，永胜、华坪、剑川、洱源、中甸、德钦乃至大理、下关等外地客商，也踊跃前来进行交易，成为商贾云集的滇西北较大的集贸市场。据不少资料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封锁海口，国际交通断绝，经丽江到拉萨至印度的这条国际路线成为主要乃至唯一通道。争取物资进华，对日寇的封锁予以打击，这条通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丽江万商云集，很多外地的大资本家和中小商号纷纷来丽经营，丽江本地也出现了一批实力强、资金雄厚的商号，各类中小商人也应运而起。一时间，丽江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丽江经济的繁荣，曾使四方街辉煌一时：商号林立，商品琳琅，来自各地的客商往来穿梭于街上。纳西人的视野开阔了，大商家来往于加尔各答—拉萨—下关—昆明以及重庆、上海等地，中小商人则在保山、腾冲、剑川、鹤庆、中甸等滇西各地开拓市场，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局面。随着抗战胜利的连天鞭炮，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分享那胜利的喜悦，却又陷入连年内战、滥发钞票、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苦难之中，不时听见大人们讲某某大商号倒闭了，某某自杀了，某某逃跑了，丽江上空笼罩着一股阴霾。尽管如此，贫民百姓仍在正常生活，在“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中，四方街仍在不停地运转。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儿时每次从金沙江边到丽江，我都要跟随妈妈到四方街买些东西。那时街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从刺绣品到“洋火”（火柴）、“洋胰子”（香皂），从大布小布（手工织布）到“洋布”（机器织布），从机织线袜到牛皮钉子鞋，从麻线到毛线，从药材到蔬菜，应有尽有。肩挎褡裢口袋的，背着背兜篮子的，提着麻布口袋的，各种各样的赶街人，摩肩接踵，穿梭于街子上，热闹异常。逢年过节，更是拥挤不堪。记得有一次到丽江，正好是端午节，只见街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卖节日商品的小摊子，有卖雄黄及泡酒药的，有卖五色线及各式各样的小布猴子的，也有卖菖蒲陈艾的，洋溢着一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大人们，不管城里人或乡下人，都要为孩子们买些小玩意，还要买上药、打上酒、割上肉回去过节。妈妈为我买了猴子抱绣球、大猴背小猴等几样玩意儿，还特意买了一节五色线，说是江边天热蛇多，手上绕上五色线，蛇就不敢来咬了。记得这圈五色线一直戴到六月火把节，才把它投向火把里烧了。据和汝恭老人的介绍，在他的记忆中，丽江四方街还有过颇有意味的端午早市，因其开市早（天蒙蒙亮），散市也早（日出约一刻钟），且赶街者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和少数新婚夫妇，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届时，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四方街，卖东西的少女们绝早起来，在灯下梳妆一新后，及时来到市场上，摆起摊子，等待顾客，而一些年轻小伙也在头天晚上就相互邀约好，于是往往在床上等候天亮，以便一早就去买自己心爱的东西。天刚蒙蒙亮，他们急忙用冷水抹把脸，连跑带跳地来到早市上，有的人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早市上出卖的商品都是小手工艺品，如香荷包、麦杆编的菱角、五色丝线串成的手镯及胸挂三须等装饰品。还有针织的手套、墨盒套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价钱也只从几分到几角，非常便宜。当时的四方街街面泥泞没踝，由各摊主买碎石铺地，所以各有自己固定的摊点地盘，安上桌凳及插上油纸伞，互不能侵犯一寸。唯有端午早市，准许自由利用摊位及其器物，已早成惯例，无人干涉，但只许可在天亮到日高五尺的这段时间里，稍后摊主就要来营业了。看来，这个端午早市是青年男女的一次有意思的社交场合。
四方街给我印象特深的，还有散市后的冲洗街子。太阳快落了，集市渐渐散去，留下了一堆杂乱的果皮、菜叶、烂草鞋等等，这时，就有人把西河的水闸打开，河水即流向街面，手持大竹扫把的一些人来回在水中扫来扫去，不一会，垃圾全被冲扫走了，于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五花石板街面又准备迎接另一天街市的起场。据和汝恭老人的介绍，在六七十年前政府规定的洗街，是每十天一次，派轻刑犯人来清扫。洗街那天，特许洗街犯人向屠户讨一小块肉，准许在水果摊上顺手抓一两个水果，见蔬菜也可顺手抓一把，这已习以为常。到我所见到的40年代末，是否仍如此，不得而知，因为年纪小，已记不准确。
解放初，我家搬回县城老家，为了生计，母亲在四方街摆了个小摊。那时我上小学，母亲除了早出晚归摆小摊外，还得靠磨小粉、酿酒、做针线等来添补生活。每天天不亮，妈妈就起床干活，我也起来帮着推磨（用手推的石磨）。天亮了，吃过早饭我就去上学。等我放学了，妈妈还在街上，我就背着一小篮酒糟及豆渣（压成长船形）到街上去卖或在家里做晚饭。那时的四方街还是热闹的，仍是古城最大的集市。每到春节，古城各条大街都要搭彩棚表演文艺节目，四方街的彩棚居各村之首，也是城内最热闹的地方。街中心是人们观看文艺节目的地方，周围则摆有不少卖瓜子、松子、水浸梨、葛根等的小摊，而最使我难忘的是卖小蒸糕及面茶的小摊。蒸小蒸糕用铜蒸具，呈扁圆形，上有小茶杯大的圆形小孔若干个，将舂好的生米粉（半湿）放入圆柱形小竹筒，洒上红糖，然后插入铜蒸具的小孔内，用蒸汽把糕蒸熟。面茶是用长嘴大铜茶壶烧开水，冲入盛有搅拌好的红糖加豆粉的小碗之中，形成茶色透明的胶体，即可食用（吃时用小竹片舀）。这两样小甜食味道鲜美，尤为小孩所喜爱。
50年代中期对私改造以后，大点的商家已进行了公私合营，四方街周围铺面成了贸易公司（50年代初最早兴办）、书店、银行、邮局等国营单位及公私合营商店，而摆小摊的小商小贩则被动员下乡搞“代购代销”，小手工业者进了合作社，于是四方街那往日拥挤的场面变得冷清。及至“文革”中我返乡时，见到的已经是“门可罗雀”的状况。心中不免掠过几丝感慨、几丝凄凉。
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极左政策的被纠正，当我又一次返乡时，已看到四方街稀稀落落地摆起了小摊子，卖点心小菜瓜子。而今，丽江旅游业发展了，街子也逐渐热闹起来，外地人的古董摊、铜器摊占领了街面，缀以本地几位妇女的杂货摊、凉粉摊、肉摊，组成了今日的露天市场。周围铺面凭添了几户面向“老外”的咖啡馆。老人们不时在街上头西河畔闲坐，外地游客常往来于古董摊前，另是一番情景。
而今，丽江新城兴起，中心北移，四方街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但对古城人来讲，它仍是日常生活的交换、休闲和娱乐之所。更主要的，四方街在古城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时代风云的晴雨表。这一点是取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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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政协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委员会编：《丽江文史资料》各集，恕不一一列名，在此一并致谢。
郭大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初稿）。
感谢李世宗、李植元、和心友、王丕震、黄瑞璧等老前辈向我介绍了旧时大研镇的一些情况。和钟华，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学者。年出生于昆明，—年在丽江上小学、中学。—.12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上大学并留校先后从事教学、学报编辑、教学管理等工作。.12—.4在云南工业大学任教。.5—.5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先后从事《山茶》杂志编辑、专职研究工作，担任过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务。.6在社会学所副所长岗位上退休。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研究、社会调查、著书、编书等工作。撰写并出版著作8本：《纳西族文学史》(合著,和钟华、杨世光主编,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以砚池命名的城--丽江古城寻踪》、《在女神的天地里》(属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丛书获国家图书奖)、《回报太阳--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的现状与未来》(与胡本常合著,属中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书系，书系获四川省科普图书一等奖)、《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被亚洲理工学院妇女研究中心、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翻译成英文、韩文作为研究生用书)、《阴阳相谐的追求--社会性别研究文选》《和钟华纳西学论集》《纳西族社会性别的演变》（与和虹、木春燕合著）。主编书14本。副主编3本。发表论文、调查报告近百篇。先后主持或参与过国家课题、国际合作项目十余个，获省级以上科研奖7项。曾兼任云南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女职工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工作，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期间任云南省代表团副团长并作主旨发言。年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老专家”称号。执行主编和志菊
文稿提供和钟华
责任编辑叶紫和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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